北京冬殘奧會開幕式表演場上，滑雪運動員周鑫濤踏著滑雪板從舞臺的高地一躍而下，滑過一個陡坡，又再一次沖上高點。

伴隨著激昂的音樂，周鑫濤和健全的、殘疾的運動員們一同走到了舞臺前端，迎接著冬殘奧開幕的十秒倒計時。僅從他的動作很難想象，滑雪服下的左腿，是一條沒有血肉的假肢。

這一次摔倒，我們需要假肢才能爬起

原本專攻游泳項目的周鑫濤，15歲因車禍失去了一條腿。但他沒有放棄運動生涯，相反，他轉向了滑雪、攀巖等極限運動。

由于疫情影響，開幕式訓練被推遲，他急于趕進度疏忽了對假肢接受腔的清理，導致腿部受傷。“開幕式上做的是障礙追逐里最基礎的一個動作。因為我受傷了，導演組原定的跳起來轉體的高難度動作只好取消。”

北京冬殘奧會于3月4日開幕，距離冬奧會結束僅過去12天。據冬殘奧主媒體中心工作人員黃輝介紹，從“冬奧會”轉換為“冬殘奧會”，他們需要完成的主要工作便是進行無障礙設施的設置、改造。[1]

每一處“無障礙”設施，也正對應了殘疾群體生活中處處存在的“障礙”。突破障礙，也正是冬殘奧存在的意義，殘疾人大方地展示自我，展示他們的自尊、自信、自強、自立。

假肢佩戴者正在步行 /受訪者供圖

據《輔具情報研究》2018年調研，在我國226萬肢體缺失者中，現有上肢肢體缺失者約45萬，下肢缺失者約181萬人。[2]僅2008年汶川大地震期間，就有約7000人被截肢。[3]

這個數字一直在增長。每年因交通事故、工傷事故以及疾病而新增的截肢者大約20萬，但我國矯形器行業(yè)年產僅為4.1萬具。[4]

在“求”大于“供”的背景下，假肢的費用也相對較高。受到截肢部位、使用材料、相關技術等因素影響，假肢定制價格在數萬元到數十萬元之間，且需要根據年齡、體重等變化不定期調整或更換。正在生長發(fā)育期的未成年人， 9~12個月就需要更換一次。

并不是每一位截肢者都能夠重新站起來，回到生活正軌。在鄉(xiāng)鎮(zhèn)地區(qū)，一些截肢者無法承擔假肢定制的高昂費用，往往只能被動地等待假肢發(fā)放。

真正站起來，談何容易

在很多人看來，周鑫濤是強大而又幸運的。他可以擁有假肢，甚至是能夠進行專業(yè)運動訓練的假肢。但他自己清楚，截肢者從手術到真正站起來的這條路，走得有多艱難。

幻肢痛是這一群體經歷截肢手術后最早、最直接的痛苦，他們往往會感受到被截去的肢體仍然存在，并表現出持續(xù)性的、難以治療的疼痛。

截肢五年的運動博主胡玉濤回憶自己所經歷的幻肢痛時說：“就像針扎在腳底，但是又毫無辦法。幻肢痛的時間會持續(xù)差不多一個月，直到你的大腦完全接受‘腿沒了’這個事實。”

假肢矯形無疑是幫助他們重新站起來的最好方法，但與假肢的磨合是截肢后的第二道坎。胡玉濤形容：“剛開始的不適，殘端的疼痛，會讓你覺得走路原來是一件很奢侈的事。”現今市面上的大多數假肢都是“被動裝置”，需要自身發(fā)力帶動假肢，在初適應時感覺就像是在踩高蹺。

除了身體上的疼痛，心理上的接受往往是最難邁出的一步。周鑫濤曾經不愿意讓周圍的同學知道自己截肢的事情，每天對著鏡子拼命練習步態(tài)。他希望帶上假肢的自己重返學校時還是跟從前一樣，不會有人看出來他經歷了什么。他回憶自己在國外滑雪的經歷時說：“在國外常常能看到有人露出假肢走在路上，但是國內就很少。這個群體不小，但是走上街的人很少。”

曾有研究者對汶川地震截肢傷員進行訪談研究，在災后十年的經歷中，訪談者都曾擔心自己會成為家人、朋友、社會的累贅。面對旁人的過度關心，他們有著更高的情感敏感性和身體恥辱感。[5]

已經適應了假肢生活的周鑫濤，還是要不斷面對假肢帶來的問題。一次跑馬拉松時，周鑫濤感受到了假肢接受腔與腿部摩擦的疼痛，但他還是堅持跑完了全程。

接受腔連接著周鑫濤的殘肢與假肢，因為和皮膚直接接觸，高強度的運動難免會帶來皮膚破損等問題。

那一次，周鑫濤的腿被磨破，接受腔因傷口滲出的血粘在了腿上，最后拆下時皮肉已經潰爛。

假肢里的關懷溫度——不僅僅是技術

查爾斯·王是一位假肢工程師，他曾先后在美國杜克大學、西北大學進修生物工程學，后來在西北大學假肢矯形中心獲得專業(yè)學位。剛回到國內工作時，他遇到了現今的妻子廖智，兩人一同發(fā)起了“晨星之家”。

他強調，工作室的全稱是“晨星之家截肢者康復工作室”。除提供假肢定制服務之外，查爾斯更在意如何幫助患者得到真正的康復。

在年初為兩位截肢兒童做初檢時，查爾斯感到憤懣和不滿——替截肢的孩子們感到不滿。行業(yè)內一些傳統(tǒng)的工作者只將假肢康復當做一個單純的手工藝技術，而不是一項跟人體長遠發(fā)展有關的整體規(guī)劃。“傳統(tǒng)習慣是把兩個假肢做得很短，或者接受腔內留空，但實際上這并不會讓截肢者站得更穩(wěn)。長久下去腿會變成X型，還會導致一系列腰背問題。”

“我一直認為我們在做的工作超越了設計本身的價值。除了身體健康，我們也關心心靈健康。他們需要的不只是假肢這樣一個輔具。所以我們想要做的事情是讓一個截肢的人可以更好地回歸社會。”

查爾斯先生正在為小朋友裝上假肢 /受訪者供圖

查爾斯介紹，假肢工程中最重要的兩部分是接受腔的定制和接受者的康復過程。他在前期會花費較大精力評估每個人殘肢骨頭的位置和大小、肌肉萎縮的程度、敏感神經的位置，以及截肢手術的后續(xù)問題等。只有這樣，才能夠做出最適合患者的假肢。

3月初，查爾斯的康復工作室來了一位47歲的藏族大姐。她并不認識漢字，因信任而來到重慶的晨星之家。從小截肢的大姐在20多歲時才在一些朋友的幫助下有了自己的假肢。然而，20多年來，她一直沒有辦法找到一個真正舒服的假肢。她的腿經常會被磨破、會受傷，但許多服務過她的人都告訴她：“這個是你自身的問題。”

“她很害怕我也會像其他的人一樣，說你的情況很糟糕，我沒有辦法把你服務好。甚至她以為我會請她離開，請她回家。”在仔細評估藏族大姐的殘肢情況后，查爾斯做了一個臨時的接受腔，還沒有更換之前其他的零部件，藏族大姐就已經是“恨不得要跑起來的姿態(tài)”。

我國的多數假肢矯形企業(yè)都是作坊型，有些小企業(yè)采用“師傅帶徒弟”的模式，技術人員缺乏專業(yè)的學科背景。假肢生產制作中更多的似乎是面對器物的手藝，而不是面向人的關懷。

患者截肢后，醫(yī)院并不會提供假肢，除了上門推薦的銷售人員外，患者一般是自己去尋找合適的假肢。醫(yī)院、科研機構、假肢矯形器企業(yè)都分屬于不同的機構，成熟專業(yè)的技術人員也很缺乏。

查爾斯在大學時曾到柬埔寨做調研。在那里，截肢者大多使用拐杖，哪怕是用假肢也非常容易受傷。在他們的臉上，查爾斯看不到對生活的盼望。

“研發(fā)一個腳板，一個膝關節(jié)，或者是一個新的材料，這些東西肯定是重要的。但是我更想做的是人與人之間一對一的評估，讓他們的假肢可以更舒服，給他們足夠的信心再站起來。”

截肢者正在晨星之家進行康復訓練 /受訪者供圖

四川大學華西醫(yī)院也曾對安裝假肢前的康復護理做過相關研究，發(fā)現系統(tǒng)的康復護理措施可以有效降低患者的功能殘損，提高生活自理能力和生活質量。[6]

“人生那么長，科學的康復規(guī)劃足以讓很多截肢者的生活，不至于如此被動。”在一日下班后，查爾斯在朋友圈寫下了如此一段話。

查爾斯的妻子廖智也是一位截肢者。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奪去了她的雙腿，但她說：“因為活得太浪漫了，小腿流浪去旅行了。”婚禮上，查爾斯為坐在輪椅上的廖智裝上了親手做的假肢。

平視，也是尊重

3月13日晚，北京冬殘奧會圓滿落幕。在恰到好處的初春，我國的殘疾人運動員憑借自身的努力綻放出璀璨的生命之花。61枚獎牌，18枚金牌，他們創(chuàng)下了我國參加冬殘奧會以來的歷史最佳戰(zhàn)績。“兩個奧運，同樣精彩。”

然而，周鑫濤還是略帶遺憾地表示：“我們能明顯地感受到冬殘奧會的關注度比不上冬奧會。”

近十年間，假肢行業(yè)的發(fā)展進入快車道，一部分基礎條件理想的人，在經歷截肢手術后已經能夠正常地走路、坐地鐵、上班，甚至是去健身房“擼鐵”，過上與健全人更接近的生活。尤其是高端的碳纖維假肢，可以跑步，騎車，甚至參加競技體育。但是，殘疾人的標簽仍像一個掙不脫的畫框，將他們局限在固定的行為模式中。

胡玉濤有時會想，如果沒有截肢，自己的人生軌跡也許會是畢業(yè)后進入一個建筑設計院上班，周末和好朋友去踢球，去擼串，然后結婚生子，如此生活幾十年，不會有太大的波瀾。但命運像一只被高高拋起的球，落向未曾設想的方向。

“我們不感謝苦難，也不自怨自艾，只是把精力集中在自己能夠提高的東西上，像所有人一樣想找到一件自己喜歡做的事情，并把它做好。沒別的了。”

他一直不太喜歡一些媒體報道。大多數的報道以一種熟稔而輕巧的套路，將殘障人士塑造成不幸的、需要憐憫的、痛苦而勵志的典型。他們不再是一個個鮮活的個體，而是在媒體煽情的呈現和公眾同情的目光里，被生硬地貼上一個‘殘疾’的標簽。

這類敘事讓無數的“胡玉濤們”感到不適，“我并不渴望特殊的對待，更不可能靠著自己的缺陷來獲得更多的便利。我也不喜歡用殘疾人這個標簽來降低我對我自己的要求。”

胡玉濤認為，在今天，殘疾人能做的職業(yè)有很多。殘障人士有夢想、有生活、渴望被看作一個完整的人，獲得平等而有價值的尊重，而不是在任何時候都不被寄予期待、被放低標準、被憐憫的目光包裹——即使這份包容的出發(fā)點充滿善意，但有時仍顯露出足以刺傷自尊的尖銳。

如何為殘障人士創(chuàng)建一種無障礙的社會環(huán)境，讓他們能夠像普通人一樣自由做出選擇，這是在這個愈加開放自由的時代里，我們需要共同思考的新的課題。

胡玉濤做完截肢手術的那段時間里，躺在病房里每天都在想，他要像一個正常人一樣去走路，去跑步，去騎車。

康復后，他瞞著家人報名參加了一場環(huán)青海湖騎行——確實會遇到些麻煩，比如一出汗就會讓假肢的接受腔變得不爽利，但時不時停下來擦一擦就好了，這不是什么阻礙他的理由。

現在的胡玉濤，是一名藝術留學機構的老師，主要幫助學習建筑設計的同學把關他們的作品集，同時也是一名運動員。他正在通過自己的努力，打破大多數人眼里對殘疾人的刻板印象。

胡玉濤在騎行 /受訪者供圖

巧合的是，假肢工程師查爾斯和“假肢運動員”周鑫濤都喜歡拿近視眼鏡打比方。查爾斯對妻子廖智說：“我相信你一天不戴假肢，肯定比我一天不戴眼鏡生活得要好多了。”

周鑫濤經常和他的朋友們開玩笑說，如果近視眼算殘疾的話，那么你會因為有人戴眼鏡而對他另眼看待嗎？

“其實眼鏡和假肢又有什么區(qū)別呢，我們只是借由工具的輔助，讓自己的生活更好一點，僅此而已